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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1章（第2页）

他对博尔夏戈夫斯基说：&ldo;我作报告比别人更合适，不能再粗野谩骂了，应当学会用文明语言辩论……我作了报告便更加有力。

我能帮助很多人，这也许更为重要。

&rdo;西蒙诺夫怎能使残酷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文明化呢？不过是接受任务时的自我辩解罢了。

他在《回忆录》里写道：&ldo;谁也没预见到与反爱国主义剧评家的斗争的可怕后果，法捷耶夫是这场斗争的始作俑者。

我一开始便不赞成法捷耶夫如此残酷地对待那些剧评家。

法捷耶夫看中索弗隆诺夫的充沛精力，但并不了解他的为人，把他当成自己的帮手，而索弗隆诺夫一有机会便成为自以为是的文学刽子手。

&rdo;西蒙诺夫把责任推给法捷耶夫及其帮凶索弗隆诺夫，对自己的责任只字不提，临终前也毫无忏悔之意。

1949年2月18日，在文学家中央大厅召开莫斯科剧作家和剧评家会议，西蒙诺夫作了题为《苏联戏剧的任务与戏剧批评》的报告。

西蒙诺夫尽管使用了文明语言，但报告的火药味决不次于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。

&ldo;他们是这样的人，&rdo;西蒙诺夫点了七个人的名，&ldo;在他们对我们苏联剧本的评论中，充满卑鄙的恶意和恬不知耻的狂妄，正像法捷耶夫在作协理事会上所指出的那样，打击先进的剧作家，把他们置于充满恶意和敌视的气氛中。

&rdo;先进的剧作家当然是指苏罗夫和索弗隆诺夫之流，即他后来称之为文学刽子手的人。

&ldo;这几个人的活动超越于苏联艺术之外，已被党和报刊所揭发？他们的反爱国主义观点已尽人皆知。

我在这里再次强调，反爱国主义剧评家活动中的最有害的一个方面，是他们正是一个集团，在反对苏联戏剧活动中互相支持。

&rdo;接着他引用了斯大林在联共（布）十五大上讲话中的一段话：&ldo;在我们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。

但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，他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，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。

在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成长。

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而易举地生长起来的，他们叫着，喊着，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。

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‐‐这就是我们发展的基础。

&rdo;斯大林这段话是针对消灭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联盟而说的，莫非西蒙诺夫把剧评家比作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？纲也上得太高了。

还有更可怕的呢。

西蒙诺夫把法捷耶夫定的反爱国主义剧作家集团说成只是核心，有核心，当然还有外围，帮凶，追随者，怂恿者，大大地扩大了敌人的范围。

于是美术界、音乐界、科学界（特别是生物学和控制论等学科）都在揭发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，全国变成揭发世界主义的大战场，给苏联科学文化造成灾难性的损失。

1949年4月7日《真理报》发表了尤&iddot;帕夫洛夫的文章《世界主义是美国反动派的意识形态工具》，运动戛然而止。

当然是斯大林下了命令，就像当年农业集体化失控时他发表《胜利冲昏头脑》一样。

从1949年1月28日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到4月7日帕夫洛夫的文章，只有两个多月。

但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，苏联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噩梦。

多少人被开除出党，多少人被撤销了职务，多少人被从住宅里赶到街上。

这场运动加固了斯大林体制的坚冰，直到1956年才开始解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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