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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7章（第1页）

问题是在哪儿弄糟的？

还是糟在中国人自己身上。

帮助奥托·布劳恩完成身份转换的，不是共产国际，也不是苏军总参谋部，而是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。

当时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的困难。

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，又有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。

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竟然有两人被捕叛变，中共中央在此双重打击下，受到极大的损害。

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者周恩来也只有被迫隐蔽，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。

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明显危险的王明则找出种种借口，先周恩来一步于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。

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远不足半数。

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，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，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，何人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，中共中央自行决定。

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会议，一说是在一家酒店开的，一说是在博古家里开的。

博古年轻气盛，热情奔放，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。

他又极富口才，善于作充满激情的演讲；六届四中全会后出任团中央书记，因组织和鼓动的才能受到少共国际的表扬。

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人选的会议上，王明提议博古负总责，他一句：好，我来就我来！

毫无顾虑。

这一年他24岁。

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。

当时中共中央发给国际的报告和接受国际的指示，都要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。

博古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，便成为远东局的常客。

佐尔格小组虽然隶属苏军总参谋部，也以共产国际派出人员的身份活动，小组人员也常来远东局交换情况。

结果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、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、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佐尔格三人之间，来往密切。

牛兰夫妇被捕事件发生后，又从苏联远道来了一个送款员奥托·布劳恩。

尤尔特、佐尔格和奥托·布劳恩三人虽然代表不同方面，但都是德国人，这真是个“老乡见老乡”

的历史巧合。

布劳恩之所以没有同另一名送款员赫尔曼·西伯勒尔那样完成任务便迅速回国，因为他在这里一下就遇见了两个熟人。

布劳恩与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是老相识。

在德国时两人就一起做过党的工作。

尤尔特当时在德共党内地位颇高，但与德共领导人台尔曼意见不合，被共产国际调出德共，远离其同胞，分配到中国工作。

第二个便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。

在苏联时布劳恩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生，博古则是中山大学学生，学校都在莫斯科，当时两人就认识。

三个老相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，虽身份各异，但都担负重大使命。

既十分兴奋，又分外亲热。

奥托·布劳恩来华前，博古刚刚出任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职务不久，白区工作已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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