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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2章（第2页）

朱元璋真可谓将中国历史上专制帝王的淫威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他似乎已不像一位统治天下的君王，倒像一位十足的丧失人性的屠夫，而那些大臣都成为可以任意屠戮的羔羊。

偌大的殿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血流满地的屠宰场。

当时有人为朱元璋这种滥施酷刑的做法辩护，说宋元中叶统治者专事姑息，赏罚无章，导致了国家最后败亡，因此朱元璋为痛惩其弊，才制定严刑峻法。

官任平遥训导的叶伯巨指出：&ldo;开基之主垂范百世，一举一动都要使子孙有规可守，况且刑者为民之司命，不可不慎。

&rdo;而正是在朱元璋这种&ldo;刑罚己出&rdo;的错误导向下，明初案件审理出现特别反常的现象：&ldo;用刑之际，多裁自圣衷，遂使治狱之吏务趋求意旨，深刻者多功，平反者得罪，欲求狱之平，岂易得哉？&rdo;也就是说，正是由于朱元璋不顾具体犯罪事实，对司法审判过多干预，独断专行，致使各级官僚在断案之时一意揣度朱元璋的意旨，务求严苛，以求得朱元璋的欢心而根本不顾是非曲直。

如有官吏根据事实平反冤狱，却往往科以&ldo;结党营私&rdo;的罪名，这怎能保证司法的公正呢？

明初，对朱元璋的酷刑政治最具代表性的评价要算解缙的上疏了。

在这篇长达数千言的上疏中，解缙慷慨陈词道：窃臣曾听到过&ldo;令数改则民疑，刑太繁则民玩&rdo;的古训。

我朝开国至今，将近二十载，没有几时不变之法，也没有一日无过之人。

接着，解缙还深入剖析了朱元璋专求苛厉的态度对明朝官吏作风的影响：近年以来，朝廷纲纪不肃，专以审断囚犯多寡为勋劳，根本无助于培养清廉公正的风气。

御史纠弹，都是遵承皇帝的密旨，每当听说皇上要有赦宥之令，则必故意争执。

以为如此，就更能体现皇恩厚重，这都是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。

&ldo;陛下何不肝胆而镜照之哉？&rdo;为了迎合朱元璋严刑厉法的意志，明朝众官都以多拘囚犯作为自己政绩的表现。

御史弹劾朝官，都是密承朱元璋的私意。

甚至在朱元璋有心宽宥天下罪犯之时，这些官吏百般阻挠，试图以此显出朱元璋的恩德，博取朱元璋的欢心。

长此以往，必然导致&ldo;天下官员毫无贤愚之分，只须多拘囚犯即可：犯人进入刑部就无枉直之判，必得从严惩处&rdo;的结局，朱元璋的意旨就是国家大法，任喜怒为生杀，官吏专以苛迫为己任，毫无忠奸之辨。

洪武以后，许多后世的士大夫似乎对朱元璋严刑厉法颇多赞许之词，如方孝孺曾描述当时情形云：&ldo;郡县之官虽然远在穷山绝塞之地，距离京师万余里外，都悚心震胆，犹如皇帝之神明亲临其庭，不敢稍加放肆。

如犯有毫发出乎法度、悖于礼义之事，朝廷定会朝夕之间予以惩办，注重名实辩否，真是前古所未有也。

&rdo;就连被誉为清官的海瑞也对朱元璋的政绩推崇备至，他曾说：&ldo;我太祖高皇帝爱民如子，秉承《周礼》护保黎民如赤子之意旨，对于毫发侵渔百姓者立加惨刑，数十年天下民得安生乐业，可谓千载一时之盛也。

&rdo;《明史》撰写者们也对当时吏治颇有称道之语：&ldo;一时间，天下守令畏惧触犯科条，洁己爱民，吏治焕然大变也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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