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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章（第2页）

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。

1896年旅居伦敦时就知道了马克思。

后来他对中国最早的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介绍说：“有德国麦克司者，苦心孤诣，研究资本问题，垂三十年之久，著为《资本论》一书，发阐真理，不遗余力，而无条理之学说，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。

研究社会主义者，咸知所本，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。”

社会主义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。

纯真的孙中山自信而又自愿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，虽然他连马克思、恩格斯与伯恩斯坦、考茨基的区别都未弄清。

就如毛泽东当初分不清孙中山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的区别一样，孙中山也分不清马克思、恩格斯与考茨基、伯恩斯坦的区别。

1905年初，他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，要求接纳他为“党的成员”

。

他见到了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和书记处书记胡斯曼，向他们说明“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”

。

面对这两位泰斗，孙中山大胆预言：中国将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，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。

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个小人物。

小人物孙中山热衷于社会主义。

变成大人物，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。

倒不是因为曾经被第二国际拒之门外，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更符合中国国情。

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，并不妨碍他崇敬列宁。

比驻俄公使刘镜人的电报晚三天，1917年11月10日，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出现大号标题：“美克齐美（axialist音译，过激党之意）占据都城”

。

这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。

孙中山看完报后，立即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一信，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，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，共同斗争。

列宁称这封信是“东方的曙光”

。

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：“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，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，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，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。”

可惜这封信被耽误了。

孙中山没有看到这些必然令他激动不已的话语。

但1920年11月，他见到了列宁的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。

维经斯基1920年3月来华，后来有人认为他是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，但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说，他的首要任务是“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，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”

；首先要考虑的是苏俄在远东的安全，在这个基础上才考虑如何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、支援中国革命。

孙中山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。

据维经斯基记述，孙中山直截了当地说，广州的地理位置无法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，应该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一个可以互相联系的大功率电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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