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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3章（第1页）

条约签订后，上海、宁波很快便让英国人入城居住。

厦门城外，英国人集中居住在一座直径一华里的圆形要塞里，并未主动提出进入厦门老城。

福州于1845年允许英国外交官入城，1850始允英国商人入城。

广州则一直关门大吉，拒绝英国任何人进入城中。

对照条约二文本，不论怎么死解、活解，这都是对&ldo;爱国主义&rdo;或&ldo;反侵略&rdo;的误导。

鸦片战争后，耆英任两江总督兼五口通商钦差大臣，英人入城事，应该由他说了算，但惧于广州绅民排外情绪正炽，他对英人的入城之求故作推诿。

道光二十六年（1846）4月。

耆英与英国公使德庇时签订了《退还舟山条约》，该约规定英人有权入城，但对允入时间，耆英又含混应付。

直到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4月英舰闯入珠江，直逼广州，耆英才&ldo;谩许两年后践约&rdo;。

6他的许诺是1849年4月6日开放广州城。

因而，我们有据断定：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既是两国使臣的正式约定，又是中国外交负责人的承诺。

耆英入觐留京了，继任者是徐广缙，照理他该遵约践诺，以维护政策的连续性和承诺的可信性；可他与叶名琛却要表示与洋人势不两立，以显现&ldo;强硬派&rdo;风采。

于是，广州城就有了官民呼应、&ldo;十万&rdo;人（实际大大低于此数）抵制英国人入城的群众运动。

我们说&ldo;定性&rdo;的错误，就是指历史评判的是非混淆，黑白颠倒，拿着不是当理说，肯定了错误的事，礼赞了惹祸的人。

仍以&ldo;入城&rdo;为例，&ldo;五口&rdo;开放后，宁波、上海、厦门三&ldo;口&rdo;的外国领事馆虽然不在城中，但领事们&ldo;常得与道府以下官相见&rdo;；福州呢，洋人在&ldo;城中乌石山顶建洋楼，大府弗能禁，且与行相见礼&rdo;。

7由此可证，&ldo;五口&rdo;中仅广州&ldo;一口&rdo;实行&ldo;闭城制&rdo;。

&ldo;四口&rdo;准入，&ldo;一口&rdo;禁入，这也叫&ldo;一国两制&rdo;。

广州的&ldo;闭城制&rdo;一是证明广州人仇洋排外，一是证明徐、叶二人做了落后绅民的&ldo;尾巴&rdo;，没有担当起封疆大吏对民众应尽的引导之责。

或者说，广州人的仇洋排外就是徐、叶之辈鼓励或导演的好戏。

最权威的证据还是道光皇帝的密诏：&ldo;许暂入城一次，以践前言，不得习以为常。

&rdo;8连皇帝都让&ldo;践言&rdo;，可见确实有&ldo;约&rdo;在前，有&ldo;言&rdo;在先，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是落实承诺的&ldo;国家政策&rdo;。

接到该密诏，徐氏上疏抗辩：&ldo;入城万万不可行。

&rdo;叶名琛，当时与徐广缙同声同气，自然力主关闭城门，停止贸易，以制英人。

事实是：他们过头了！

因为英人准备不足，暂时放弃了入城之请，徐广缙、叶名琛大大地牛气了一回。

这一次，叶氏积累了一条错误的外交经验。

多年后，这经验害了他本人，误了大清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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